隨著社會的進步、經濟的發展，新型賄賂形式層出不窮，給反腐敗斗爭帶來了新的挑戰。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《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明確了10種新型賄賂形式，分別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；以收受干股方式收受賄賂；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；以投資證券、期貨或者委托理財的名義收受賄賂；以賭博形式收受賄賂；由特定關系人“掛名”領取薪酬；由特定關系人收受賄賂；收受賄賂物品但不辦理權屬變更；收受財物后退還或者上交；在職為請托人謀利，離職后收受財物。此外，現實中還存在接受禮品、宴請以及旅游、健身、娛樂等活動安排等變相賄賂形式。
　　從辦案實踐看，新型賄賂形式與傳統賄賂形式相比，往往呈現以下特點。一是交易行為技術化、隱蔽化。傳統賄賂方式比較直接，一般是面對面的交易。新型賄賂則不同，涉案雙方不僅常常利用高科技手段，還日趨向證券、網絡等領域滲透，這就使得賄賂行為不容易被識別。二是受賄手段期權化。一些腐敗分子在位時不收錢，等認為安全了、退休了再收取，變現貨為期貨。三是權錢交易間接化。不少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后，往往授意請托人將財物交付給自己的配偶、子女甚至情人等“特定關系人”。四是市場化特征明顯。涉案人往往以合法的市場經濟交易形式掩蓋非法的行受賄行為。
　　新型賄賂形式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。一是法律制度存在漏洞。目前，我國刑法關于受賄罪的規定比較粗放，相關司法解釋也有待進一步完善，這就為犯罪行為人鉆法律空子，提供了制度漏洞。二是權力運行不規范。權力運行的不透明、監督機制的不完善為新型賄賂形式提供了滋生的土壤。三是新型賄賂形式隱蔽性強。新型賄賂形式在行賄內容、利益轉移手段等方面都非常隱蔽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具有“合法”外衣，這就使得偵查人員難以入手，查處難度大。四是行賄犯罪成本低。目前，實踐中，司法機關一般將行賄人作為“污點”證人寬大處理，同時，對因行賄而謀取的不正當利益的處理不一致，導致“坐在金山上”服刑的現象時有發生，這實際上是對行賄者的放縱。
　　新型賄賂是個復雜的社會問題，其治理也必將是一項艱巨、長期的系統工作。治本之策是加強源頭治理，通過完善相關法律法規，對賄賂的不同形態，作出具體規定，并加大懲處力度。比如，對受賄行為實行有罪推定，被指控者必須說清楚與其收入不相符的那部分財產的來源，如果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釋，則該部分財產就應被認定為賄賂所得；又如，借鑒香港和新加坡的經驗，對賄賂行為采取“零容忍”，即不對賄賂犯罪設定立案標準的起點，只要存在賄賂行為，就應受到懲罰。此外，還應建立決策科學、執行堅決、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，壓縮賄賂行為的生存空間。
　　同時，我們必須清晰地認識到，制度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，當務之急是在提高發現和揭露新型賄賂犯罪能力上下功夫，在提高突破案件、深挖賄賂犯罪分子上下功夫。對此，相關部門應緊緊把握“不論受賄的手段如何翻新、方式如何隱蔽、情形如何復雜，只要涉案人利用職務便利，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從請托人處謀取了私利，就是受賄”這一規律，加強信息收集，不斷提高辦案科技化水平，提高查處新型賄賂行為的能力。（喻國泰）